工具与劳动者的关系是劳动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但两者关系十分复杂。从历史上看，两者常常相互促进。
“机器霸权”成工厂意识形态
如经典作家满怀乐观主义地指出的那样，工具乃是劳动者器官的延长，其结果自然是增强了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但是两者之间也有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当工具演化为复杂的机器系统以后，两者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日渐紧张，冲突时有发生。机器的发展和畸形利用会挤占劳动者的位置，瓦解其主体性，而劳动者也会在忍无可忍的境况下开展反抗。西方18-19世纪出现的工人毁坏机器的“卢德运动”，中国20世纪出现的“北平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等，都是此种反抗的案例。时至今日，机器系统业已进展到智能化的阶段，机器人迅速发展，“机器换人”，即机器人排挤和取代劳动者的趋势日渐显著。“机器换人”的过程如何发生？应当如何理解此种过程？劳动者对该趋势做何反应？许怡的《机器时代》一书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许怡基于珠三角几个工厂的田野工作，对近十年间发生的“机器换人”给予较为详尽的描述，并提出了“机器霸权”的概念。我认为她的这一概念的阐释也是该书最为精彩的地方。机器人固然代表了科技的巨大进步，但当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下，被组织和应用到不同的劳动过程中以后，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当前那些最为先进的工厂内部正在发生的“机器换人”，不仅压抑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更有甚者，还将工人本身从车间驱赶出去。而这个过程能够迅速实现，与围绕机器人形成的特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按照许怡的描述，上至宏观意识结构和相关产业政策，下至地方官员、企业家、基层管理者、车间技术员等，多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共筑了此种工厂中的“意识形态”。工人本身也参与了这一“共谋”，他们囿于各式各样的“机器迷思”，接受其摆布，甚至把自己也变成了这一排斥自己力量的帮凶。按照劳动社会学的说法，这正是现今“高科技时代”生产政治的体现。
劳动者担忧被机器替代
此外，许怡的著作还提示我们：第一，劳动社会学必须注重新技术及其成果向劳动过程介入所引发的变化，“机器换人”是其中一个表现，但还有很多其他表现，如对AI大模型的迅速发展及其影响就亟待进行调研；第二，劳动社会学必须有能力在描写劳动过程变化的客观层面上，聚焦于工人的头脑和意识。这里的关键是工人如何理解这种变化以及这些理解如何促进他们自己的行动。许怡的著作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重要的导引意义。
“机器的效率比工人高”“机器运行稳定”“工人会有负面情绪”……这些观点似乎也成为了工人们的共识。持有以上看法的工人既有从事一线生产的普通工人，也有负责调试、维护机器的技术人员。然而，工人似乎也没有去深究，人的情绪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生产？而机器又是否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一如既往的稳定，不会出故障？
在机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一些工人甚至可能对自身的劳动价值产生怀疑，并且自我贬值。访谈资料显示，不少工人认同“机器承担了大部分的、最重要的劳动，而工人只是起辅助性作用”的说法。不可否认，机器有显著的优点——效率高，可以承担繁重、危险的任务。然而，工人也有自身的优势——比机器更灵活，能够随机应变处理不同的生产任务。如果工人的劳动相对于机器只是起到了辅助性作用，那么失去了工人的辅助，机器或自动化生产线还能正常运行吗？
本应是人与机器相互协作共同完成生产任务，但机器的价值却得到了更大的肯定，工人被认为从事的是无足轻重的辅助性工作。工人自身也内化了这种看法，从而增加了对机器替代工人的焦虑感。广东省人社厅的调查报告显示，约有三成的制造业员工担心被机器替代而失业。
“机器霸权”也将面临挑战
并非所有工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机器意识形态，有不少工人能够认识到机器的局限性。这部分工人通常具有丰富的一线生产经验，可以更理性地看待生产工具的革新，或者对资本“机器换人”的意图具有一定的批判意识。
由于机器意识形态未能完全从认知上驯服所有工人，仅仅依靠意识形态的传播尚不能确立机器在劳动过程中的霸权。因此，资本还需要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各种管理和技术上的策略让工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机器的支配。
机器对车间生产的掌控可以强化机器意识形态，政策的出台也可以强化机器意识形态，机器意识形态的巩固又进一步促进了政策的倾斜并扩大车间的机器霸权。因此，如果机器霸权的建构过程中有一个环节受到质疑或被打破，那么整个机器霸权也将受到挑战。正如知名劳工研究领域学者李静君所言，“霸权就其形成过程而言，就是不断地从智识和道德上征服被支配者的过程，它也必然受到来自被支配者的挑战。”
作者：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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